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来，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和发展模式就存在一个问题逻辑和阶段逻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论断是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三者关系上，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的内在逻辑联系。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探索历程，可以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内涵，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变革。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和价值追求，在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的不同历史阶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日趋丰富和完善。
一、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逻辑演进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内涵，需要从概念上对“社会主义”的语义和逻辑加以梳理和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的时代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存在一个阶段性认识及其不断深化的问题。搞清楚这一点，关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并对新时代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发展21世纪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深远意义。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三个阶段：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40年代
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及其含义的变化，历来就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分歧。但有一点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都认同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相关制度的生成与确立，体现为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反思和批判。”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和统治异化，争取改变这种生产方式和逐利制度的设想就自然产生于这个社会内部，这就是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于16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516年，莫尔出版了《乌托邦》一书，对“英国广大劳苦群众所遭受的水深火热的的痛苦，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不仅如此，他还指出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并热情地描绘了乌托邦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生活图景，提出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原则。莫尔被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首创者，但在其著作中并无“社会主义”一词，“社会主义”一词是19世纪初由圣西门提出来的。莫尔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图景之所以是空想的，就在于他所提出来的只是一种文学式的社会批评和田园诗般的遐想，而没有给劳苦大众指出一条实现理想社会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对此，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这样评价道：“真正的困难在于他并不试图指出社会演进到他所讲的理想状态的途径（除了可能通过信仰的改变），或者提示给我们达致这种理性状态的实际因素是什么。……人们是无法根据空想来组织政党、拟定纲领并解决实际问题的。”继莫尔之后，意大利的康帕内拉于1601年出版了《太阳城》，通过一位热那亚航海家与他下榻酒店管理员采用对话体的方式，怒斥私有制和利己主义驱使人们变成“吝啬鬼、叛徒和伪君子”，描绘了一个最好的国家和不同于当时意大利和欧洲的新型的理想社会。德国的安德里亚也于1619年出版了《基督城》，作品以文学游记的方式描述了在海外仙岛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在那里不仅工农业发达，科技文化繁荣，而且基督徒们物质生活充裕、精神生活丰富。莫尔、康帕内拉和安德里亚的文学作品，虽然胜景犹如天国，但依然是水中月和镜中花，不能为劳苦大众提供一条具有实践指向的社会变革之道。
空想社会主义进入18世纪，出现了以英国温斯坦莱的《自由法》、马布利的《论法律和法律的原则》、法国摩莱里的《自然法典》等为代表的第二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主张：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破坏了自然秩序，造成了贫富分化，“私有制是世界的罪恶的渊薮”，正是私有制“把我们分成了两个阶级：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贫富对立和社会不公，实现共同劳动、共同使用土地、共同分享劳动产品。同时，必须用法律来表达和维护贫苦人民的利益，那就是自由“就是使用土地的自由”。他们虽然也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主张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强调分配平等和政治平等，但是他们已经从文学浪漫式的描绘，转向了“采取制定法典和阐发法理的形式来表明他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这显然比第一阶段的文学游记形式更胜一筹。”
19世纪30至4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进入全盛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利己性、压迫性和掠夺性方面各自具有各自的特点。圣西门“第一个提出经济关系的发展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力量”，指出“继承法会导致不应得的不平等财富分配，必须予以废除”，资本主义不过是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了旧的剥削制度；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在物质和道德上的贫困以及他们以文明方式掩盖的类似于野蛮时代的罪行；欧文则指明了劳动者使用生产力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提出了社会财富共同占有的社会主义设想。尽管他们的学说比早中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更贴近现实，但依然具有乌托邦性质。正如熊彼特所言：“他（欧文）的计划比莫尔的更具有建设性，因为它有通往理想的桥梁。但实际上，这座桥梁只是有助于更明确地说明他的这一思想的乌托邦性质。”之所以被恩格斯称为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和“最博学的人”的三位空想主义者，却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性，而不能给出一套具有实践价值的社会变革方案，就在于“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
（二）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马克思的两大发现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继承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合理的科学因素，又批判了其空想的根本错误”。关于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转变的时间节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1844年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起始年，原因是这一年马克思完成了他的三大转变，即由学者到政治家的转变、由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到彻底唯物主义者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转变。尤其是这一年马克思开始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并开始着手系统阐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可见，这也是对他自己从前哲学信仰的彻底“清算”。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麦克莱伦也认为，虽然这部手稿没有完成，但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有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标志可能是1848年或者1864年，其缘由在于“结束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转变，就必须和马克思的名字和著作联系在一起。这一伟大突变的时间要么定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848年，要么定在第一国际成立的1864年”。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描述和解读，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形成最权威的表达还是要从伟大导师的原著中寻找。
1880年，恩格斯在其撰写并发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最为根本的理论根源是空想社会主义，并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标志。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归功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十分明确，也就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的荒原变成科学的两大基石。基于此，上述西方学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时间节点都存在不甚严谨之处。因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形成至少有几个标志性著作，那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1845)《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可见，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标志性著作是在1844年到1859年这十多年中诞生的，而不是仅仅根据某一特定年份或著作就可以判定马克思卓越理论成就形成的时间节点。
关于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标志性著作，一般认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9)、《经济学手稿》(1861-1863)这两部著作，在其中马克思阐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至于《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则是后来马克思幼女艾琳娜将草稿转交给考茨基整理出版。之所以恩格斯称剩余价值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标志，是由于这一理论解释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核心问题，无产者要建立新社会的目的就是要摆脱被剥削的状态。关于这一问题自由主义代表哈耶克倒是做过或许不甚确切的解读。哈耶克认为，一方面是他们维持工人的生命，使其从事生产的成本，另一方面是产品的价值，他们非法占有两者的差额。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所有资本皆源于此，阶级斗争也以此为中心。”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也存在一个问题逻辑和阶段逻辑的问题，即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包含的基本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以及社会主义实现过程诸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这一观点正好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是在一个阶段和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并非一蹴而就地突然诞生的。同时也表明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它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的进程不断与时俱进地完善和更新，如同恩格斯本人所提出的那样，对从由空想转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探讨”。而这一任务就交给了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这也给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不能教条化的去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而要不断地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探讨”。
二、社会主义：概念界定和内涵辨析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从产生到发展，历经了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所谓的社会主义。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从书本走向现实，并形成了一套体系完整、科学缜密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指南。
（一）社会主义的概念史考察
“社会主义”一词，从词源上看是由“社会”和“主义”构成，其中“社会”(Society),本意指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而结成的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人只能“通过社会合作，从作为动物的人向真正的人类进化才能成为可能并得以实现。”同时，这也意味着“社会是合作：它是行动中的共同体”。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概念是从日本传入的，最早严复曾译为“群”，所谓“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狭义的社会也称为“社群”，是指人类活动的聚居点、群落、社区等。广义的社会则指国家或更大范围的文化圈，如西方世界、东方社会等。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人们通过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社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主义”(Doctrine)则指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社会生活及其实践过程中所推崇的某种思想观念、系统学说或理论主张。从“主义”一词的性质及其语用实践看，主义是强力传播或推行的主张、思想或学说，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从“社会”和“主义”这两个词的定义性解释来看，两者在内涵上也并无关联，从中更无法推出社会主义的定义。但是，当“社会”一词加上后缀“主义”形成“社会主义”概念时，就有了与“个人”或“个人主义”相对而言的、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组成的具有联合和共享意义上的共同体之意，这也是最早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赋予社会主义一词的最初涵义。对此，英国学者科尔就认为，“社会主义”是指学说，“社会主义者”是指提倡这种学说的人，这两个词都是源于“社会的”这一形容词。从语源学意义上看，社会主义在语义上就有崇尚或主张一种共同体生活方式的学说或运动的涵义。
从诸多关于社会主义概念史的研究成果看，一般认为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概念在西语中最早应该是法国人提出的，社会主义概念史的研究者大都认同“1832年在法国圣西门派的刊物上，才进而把‘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名称。”次年，《贫民卫报》作为英国欧文派的刊物也对“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进行了使用。无论是圣西门派还是欧文派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够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及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的实践路径。如同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评价，深刻地揭示了他们期望建立的理想社会方案，与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者们一样，只是试图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而已。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依据生产方式和经济条件出发去寻求社会主义的理想，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直接之产物。仅仅主张争得法律上的基本权利、自然法上的生存权和劳动权，就可以换来一种理想的新社会图景，其注定成为一种恩格斯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使人发笑的幻想”“疯狂的念头”。同时，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指出：“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
自“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出现以后，关于它到底表达了一种什么样式的社会状态就分歧不断，以至于在使用过程中形成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差异，并出现了各种不同性质和内涵的社会主义。比如影响较大的就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所谓的社会主义，它们各自有自己的主张与核心差别。概括地讲，空想社会主义只能感受和控诉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也无力改变这种生产方式和制度，只能设想一种完美的替代制度；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主张通过改良方式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成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主义则主张以国家为超阶级存在，通过国家主导发展国有经济，从而变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针对这种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解释和主张，权威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社会主义(socialism)词条解释到：“社会主义既包括整套学说，也包括这些学说付诸实践的政治运动。在社会主义早期，学说方面占有突出地位，但在后期，运动的重要性已大大超过学说，以致现在已没有一种精确的信条能为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各样的信奉者所一致赞同”。
（二）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社会主义”
最初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并没有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而是将两者作为同一概念进行使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最先选用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来表述和阐明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而非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直到1870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也开始用“科学社会主义”或者更为直接的用“社会主义”来指代其社会主义主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后不一致的用语呢？对此，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两次对这两个名称的使用问题做了说明。恩格斯指出：“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变成纯粹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要用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诟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从起初大多使用共产主义，到后来开始使用社会主义的用语，大约历时近30余年。据有学者考据，恩格斯第一次使用科学社会主义是在1872年的《论住宅问题》一书中，在该书的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里，恩格斯这样写到：“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达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是此时世界各国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党；二是使用科学社会主义也是要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而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用语何时使用哪一个，马克思恩格斯也是采取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态度，对此恩格斯也特别做过说明，他指出：“我们也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三）为何不能以法权为基础认识社会主义？——基于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反对空想社会主义或者改良派试图以通过争取法律权利而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继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们为了实现“永恒公平”和“十足的劳动收入”，甚至可以摧毁一切。恩格斯曾经嘲讽这种主张是，“只求公平得胜，哪怕世界毁灭！”关于对以法权为基础争得工人阶级的平等地位的观点的批判，恩格斯曾于1887年《新时代》杂志第2期发表一篇名为《法学家的社会主义》的文章，专门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恩格斯继续推动马克思以及二人共同开创的事业，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路线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为自己坚持不懈的斗争目标。在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三年，即1886年，奥地利法学家、维也纳大学校长安东·门格尔出版了《论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一书。该书认为当代法哲学最主要的任务是通过和平改革现行法律以利于人民大众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法学改造，试图用“法哲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主义。该书的主要目的是要诋毁马克思，门格尔认为马克思是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爱尔兰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那里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个名词，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仅仅是对汤普逊“剩余价值”的抄袭并无独创性。恩格斯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有力地揭露了门格尔所谓“社会主义法学改造”的实质，批判了门格尔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法学世界观以及教条地阐述社会主义史的企图。
恩格斯在《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中指出，门格尔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以工人运动的理论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在门格尔的观念里，由国家法律所规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以法权为依据，而社会主义不在于发现经济事实，将其与经济事实相联系反倒是成为了大众了解社会主义的阻碍，而这恰恰证明了门格尔不能理解超出狭隘的法学眼界以外的事物。门格尔认为“社会主义的法学改造，是当代法哲学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正确解决，将对通过和平改革来实现我们的法律程序的不可避免的变更做出重大贡献。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变成清醒的法学概念的时候，实际政治家才能认识到，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革现行法律程序以利于苦难的人民大众”。他想通过把社会主义作为法权体系来阐述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改革。恩格斯驳斥说“在社会主义思想中谈的恰好就是人民经济关系，首先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只能建立在历史唯
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分析和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来实现。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引导工人阶级能够切实地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入手争得权利，不再借助于“永恒正义”“理性法律”的救赎，不再从法权和道德准则中寻找变革社会的根据，而是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汲取变革腐朽社会制度的精神武器与物质力量。尽管马克思曾经也十分谨慎的说过：“社会主义社会将把每个人的需求作为统一的分配标准”。但是，马克思从来都没有把包括分配权在内的一切法权（权利）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或标志。通过恩格斯对门格尔的批驳可以发现，恩格斯强调了对占有方式和社会阶级产生的正当性的考察在马克思理论研究中一贯占据着关键位置，而法权关系从未处于主导地位。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而对世界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自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经历四个主要的历史时期：
（一）探索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就把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和社会理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主张“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李达曾在《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这样写道：“盖马克思之社会主义，系根据历史的社会的事实，研求伊古社会组织变迁之原因，而发现其进化之法则；次更依据此进化之法则，以观察现代之社会，决定现代社会之必然变革而达于理想社会，故谓之科学的社会主义。”可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识，还基本上停留在复述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并无发展和创新之处。
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文中根据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的特点，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战略，认为前一步是革命的必要准备，后一步是革命的必然趋势。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终于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建设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近代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双重选择下，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时的中国既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与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区别。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任务，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之后，中国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此期间，“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三）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意味着我国开始迈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七大以来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邓小平同志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总结了我国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这一历史时期我党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谱写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彩篇章。党的十七大，将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总结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改革中开辟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得到坚持、发展和拓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四）飞跃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新的发展，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的力量对比结构”。2022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年来我们党通过不断艰辛的实践探索，在围绕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上，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和积累的新鲜经验充分证明，作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行。因此，我们才更有志气、骨气、底气地说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因此，我们要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概括起来有以下主要内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三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四个方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应有之义，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克服各种风险挑战、守正创新的重要理论创新，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新的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我们必须把握好、坚持好和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行—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真理性结论。
总之，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社会主义概念的历史演进及逻辑内涵表明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它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并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因此，我们要坚定马克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